特区建立30周年时，由180万市民投票选出了“深圳经济特区30年100件大事”，按照时间顺序排名第21条的是“1985年，深圳创办科技工业园、科技商品交易所，推动了高新产业发展”。消息传来，我的心情无比澎湃。 1985年我刚到深圳参与筹办科技园时，那里不过是一片灌木丛生的山坡。作为诞生于中国内地的第一个科技园，在国内尚无经验可循的情况下，经过将近30年的摸索，已经矗立起无数高楼，培育出一批知名企业。作为拓荒牛之一，我与科技园共同成长；那段时期，也是我生命中最激情燃烧的岁月。 对深圳留下美好印象 我是搞技术出身的，来深圳之前，我在当时的西安航空部计算技术研究所任副所长，职称上是高级工程师，长期从事计算机硬件设备的研制和调试工作。 “文化大革命”后期，为了国家计算事业的需要，我们所开始自行研制大型计算机（当时所谓的大型，从速度和容量来说完全不能和现在相比），我是项目负责人。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后，计算机于1978年调试出来，交付使用不久，就被淘汰了。因为当时部里决定让我们引进西门子7760计算机，既便宜又好用，而且各方面指标都先进得多。那时我感触很深：“如此劳民伤财，虽然获得了国家科技三等奖，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这种干法怎么行呢？”当时所里有些同志也认为：我们的科技水平和国外差距太大了，完全靠自己闭门造车是不行的。 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感召下，我们想到了特区这个窗口。1982年，我们决定在深圳中航集团旗下开办一家公司——中航电脑电器公司。成立1年后，我和所里几个同志一起来这边调研，发现虽然公司规模不大，但效果显著，不仅引进了国外先进元器软件，还开展了软件编程工作。 虽然特区刚起步，在生活上有诸多不便，环境也不是很好，但我看到了许多新鲜东西，特别是从香港过来的电子产品和服饰等生活用品，很吸引我。 那次我带了折叠伞和味精回去。而我的一个同事买了收录机，回去后又转手倒卖给别人，虽然在深圳这是很常见的事，但当时西安还实行计划经济，这种行为是不允许的。被所里知道后，他受到了严格的处分，这件事还被《陕西日报》登了出来。这让我感到内地的保守与深圳的开放反差特别大。深圳之行也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没有条条框框的约束，人们敢想敢做，精神焕发，跟别的城市很不一样。 听到“科技园”眼前一亮 1985年，深圳市政府在内地招聘干部，我们所即将离休的老所长有个广东太太，他想到深圳继续发挥余热。他一直看重我，就问我愿不愿意调往深圳。如果愿意，他可以向深圳市委组织部推荐。当听说深圳市和中科院合作共同创办科技园时，我的眼前一亮，因为我是第一次听到“科技园”，感到很新奇。 其实在我来深圳之前，我已经从《深圳特区报》上看到，中科院派出张翼翼等同志为代表创建深圳科技园考察团。在此之前，中科院从来没有办过与科技相结合的这种新型工业园。因此，许多研究所完成的各类科研项目，往往是成果一出，就算大功告成。随之束之高阁，没有得到实际的应用。 我心想：从科研成果到生产力，的确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要走，如果能借鉴国外办科学园（孵化器）的经验，如美国的硅谷、新加坡的裕廊科学园，选一个环境比较好的地方，与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相结合办科技园区，效果会很好，而深圳就有改革开放的综合环境和毗邻港澳的优势。 更令我振奋的是，深圳与中科院对兴办科技园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深圳此时大部分还是“三来一补”的初级劳动密集型产业，深圳市领导能看到深圳的长远发展必须靠科技、靠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可谓是有远见卓识。我认为去深圳是有平台做一番事业的，所以我毫不犹豫地表示一定要积极争取去深圳。 当时我很快就可以升任研究所的一把手——正厅级的党委书记。当我说要去深圳时，我太太很不理解。我说，当党委书记就是主要做行政工作了，我是搞技术出身的，我还是想多做一些技术设计的工作。1986年，她带着小孩也来到了深圳。 科技园经过三次选址 我是1985年5月来深圳的，之前考察过深圳的张翼翼在6月份也正式被派来。深圳最初成立了工业区开发公司，后来撤销了，改为科技工业园总公司。张翼翼作为中科院的代表，出任公司首任总经理；我作为深圳代表，出任副总经理。 其实在我来之前，1984年，经过半年的磋商，时任深圳市委书记与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光召达成共识：深圳市、中科院各出资1000万，商定中科院在科技和管理方面给予人才支持，而深圳市在调动、户口、住房、职称和出国考察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同时由深圳市划出一块土地办科技园。 科技园经历了3次选址。1984年，时任深圳市副市长周溪舞兼任市工业发展委员会主任，他提出方案：计划在梅林片区（水库附近）建设科技园。方案遭到规划部门的反对，准备改为建在西丽新围村的5平方公里土地上。但经过考察，新围村离市区约20公里，得先耗巨资把路修了，成本太高；此外，村里还有采石场，此起彼伏的爆破声不利于办科技园，所以方案被否决了。 后来，又有人建议选在车公庙红树林一带，环境好，离市区也近，规划部门再次反对，认为红树林片区应该保留。讨论来讨论去，大家还是意见不一，时任市委书记力排众议，拍板在当时的深大、粤海门一带，也就是今天的南山区科技园地址。 其实在当时，这一片被称为深圳的“西伯利亚”，基本都是山坡，种满了荔枝树，靠南面比较平坦的地方就是水稻田，当时进去只有小路。我们与当地的村干部一起一棵棵清点荔枝的数量，核实坟地、水稻田的迁移等事宜，后来光那3000多棵荔枝树的青苗补偿费就达100多万元。 科技园总规划面积为3.2平方公里，分3期开发建设，首期开发区为0.2平方公里，第二期为0.9平方公里，剩下的南区2.1平方公里作为后续发展用地。1985年7月30日下午举行了奠基典礼，宣告科技园正式成立。 营造良好环境吸引企业 公司成立了几大部门，例如成立了开发部，负责搞基建；还有发展部，专门负责引进科技公司和单位进来办厂办公司；以及企业管理部和后勤保障的服务公司等。 开发部着手“三通一平”（水通、电通、路通和场地平整），在首先平整出来的20万平方米土地上盖起了办公楼，员工宿舍和部分厂房。 我那时候不仅管基建，也管园区的管理、服务工作。科技园修路是市政工程，由市政府招投标，但具体工作是我们科技园负责跟进。马路水泥厚度规定是18厘米，包工头在有些地段偷工减料只浇筑了16厘米。被我发现之后，包工头就往这边送钱，我不仅退了回去，还勒令他们改正。此外，我们的服务公司把沙发买回来后，发现比市场上贵了好几百块，被审查出来后，我就把这些沙发退了回去，从此对物资采购更加严格。 其实在创建科技园前后，我们去好多国家考察过，比如新加坡、美国、日本、苏联和欧洲。看了之后，我们认为：要按中国特色来办科技园；而且顶层设计非常重要。比如硅谷的规模太大，新加坡裕廊科学园在那时只是局限在生物工程方面的孵化，规模太小，我们属于中等规模。 又比如其他国家大部分叫“科学园”和“孵化器”，就是项目孵化完了，就得出去，园区是不办产业的。但我们考虑到，有些科研成果，其他国家先于我们就有了，但就是搞不出产业，或者产业规模很小就夭折了，我们应该管产研学一体，所以叫“科技园”。并逐步完善为电子、软件、光电、新能源、生物工程等几大片区。 科技园的一路发展，离不开市委市政府各界领导的支持。一开始成立科技园管委会时，就是由市长亲自挂帅，在我1996年退休前，梁湘、李灏、郑良玉、厉有为等几任市长先后担任管委会主任。管理科技园的是当时的深圳市工业发展委员会，市政府副秘书长曲华兼任副主任时。 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 在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方面，我们采用了以下几种方式： 中科院及其他部委下属的数十家科学院比较成熟的大部分科研成果，通过和科技园合资，一起办厂。对于有些个人的发明成果，以及短平快效益好、符合科技园产业要求的项目，鼓励他们到科技园发展，比如发明家邹德骏的项目和当时经济效益显著的亦乐公司等。 其次，吸引初创的高新企业，如长园、金科等公司在科技园一建立时，就带了种子项目过来落地，并在园内不断发展壮大，有的后来还成了上市公司。其中，长园公司在发展过程中面临资金短缺的瓶颈，在科技园的穿针牵线下，获得了香港黄埔集团的投资。 此外，随着科技园对外影响不断扩大，我们还积极走出国门，对外招商引资。例如我在西安工作时曾接触过一些外商，当时新加坡温兄弟集团下属的电子产业正好与内地的公司有来往，我趁机促成他们到科技园和我们合作，在1986年办了华星公司，生产电脑硬盘。 中科院很重视此事，周光召当时已经是院长了，还亲自接洽会谈温兄弟集团。温兄弟集团的投资方是南洋商业银行，后来我去新加坡考察时，他们还派人陪同我去新加坡的科学园参观，南洋大学的校长还专门接待我们。 此后，1987年，温兄弟集团又在科技园内投资成立了维用科技公司，生产个人电脑及配件，并与我们合作先后引进了海曼、澳新等海外公司。1998年，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来中国时还专门视察过科技园。 我们还从海外引进了一些先进的产品项目，如精密电子元件、乙肝疫苗等。 1987年时，我们参加了在法国召开的世界科技园大会；作为我国第一个加入国际科技园协会的理事会成员，科技园主办了该协会亚太地区分会1988年年会；在澳大利亚召开的1989年年会上，科技园又当选了亚太分会常务副主席单位。 继深圳办了科技园之后，很快我们的经验就推广到了全国，武汉的东湖科技园、上海的漕河泾工业园都来过我们这里交流，此后科技园在全国各地开花。 科技园扩大为高新区 其实科技园参与合作投资的项目只占少数，主要是我们通过建设好环境做好各项服务工作，来吸引国内外高新项目到科技园落户。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联想、长城计算机、长城国际、艾默生、康泰等一批高新企业的分公司纷纷进驻科技园。中兴、华为等本土公司也是在科技园内成立的，只是当企业发展速度太快，场地不够之后，才迁了出去。 科技工业园总公司虽然是国有企业，还带着某些政府在工业区的管理职能，但科技园内的企业是完全按照市场规律办事的。由于深圳最初没有高新产业基础，创立科技园时，就定下“免三减二”的优惠政策——免税3年，此后2年减税，而且过了5年后，深圳市税收还是比内地低15%左右，因此吸引了大批企业入驻。但企业的产品和经营还是得面临市场的考验，那时园区内的企业每年有进有出，总体而言有20%的淘汰率。 在办科技园前期，包括我在内的管理者都是做学术出身的，书生气比较重，没有市场概念，当时定的政策就是建了多少厂就配套建设多少房子。除了2000万的启动资金，我们还通过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融资了1000万，有多少才敢花多少，在银行贷款方面比较谨慎。后来资金紧张了起来，我们就向市里面汇报，没想到时任市委书记李灏说：“你们是捧着‘金饭碗’讨饭，给你们那么大一块地，稍微开发一点就有钱了。”但是盖房子要先有钱，我们就向银行贷款把房产这块发展起来，利用房产销售和租金反哺科技园软硬件建设。本世纪初，为了加强管理，在管委会撤销后，科技园归属于深业集团有限公司。 1996我退休那年，深圳高新区刚好成立，园区面积从科技园原来的3.2平方公里扩大到11.5平方公里，成为高新科技产业链更加完备的聚集地，每平方公里的产值位于全国首列。近些年，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区规划带还在进一步扩大，发展可谓日新月异。 科技创新成深圳名片 我担任过总公司旗下合资公司、子公司的董事、董事长，也在总公司党委任过副书记、纪委书记，当时引进的一些人才，至今仍在科技园发光发热。 在我退休前两年，市投资公司安排我参加了市属公司的破产清算。过去，国企没有破产的问题，一个国企办不下去就直接倒闭、工人下岗。但深圳完全依法办事，清理了各种复杂的债务关系和员工欠薪等问题。可见深圳从很早开始，就为本地产业尤其是高新产业的良好发展，配套了一系列保障的措施。因此，“科技创新”能成为深圳的一张闪光的名片，与深圳三十多年如一日、始终通力打造良好营商环境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我退休后，还和朋友一起开了一个微型电子技术公司，虽然产品量少利润不高，但在深圳这种宽松的创业环境中，我发挥了余热，感觉乐在其中，一直干到76岁才停下来。 回首过去，我来深圳已快30年。刚调来时，深圳十分爱惜人才，给我开了比内地高3倍的工资，让我过上宽裕的生活，又给我提供了崭新的工作环境。全家搬来深圳后，子女上学就业的机会也好了很多，我很满意自己的生活。 反思自己一生的事业，我有淡淡的遗憾：在位时，有些事情其实还是可以做得更好一点，比如对于一些好的科研项目，如果能坚持更长久一点，或许我们留给科技园的成果就会更多一些；另外，如果我们早一些把土地经济的作用发挥出来，就可以积累到更多资金，支持科技园有更好的发展。 但历史没有假如。正如有的企业在科技园梦圆，从萌芽发展成为行业佼佼者；有的企业在科技园梦碎，只有科技园的园史为它们的昙花一现留下寥寥几笔。我很感恩，曾经参与到中国科技园区在深圳起步的进程中，目击了一片荒山野岭崛起成为一艘庞大的产业巨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