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老虎”“苍蝇”纷纷落马，吏治为之一清、四海为之振奋的新形势下，中央电视台近期播出了八集文化纪录片《鉴史问廉》。纪录片以史为鉴，从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探寻思路，对深化反腐倡廉，有着深刻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从民族文化角度来看，于廉政建设而言，“问廉”有关核心价值，“鉴史”有关核心方法。国人向来有“始而问学，终而问道”之说，所以能曰“问廉”，则“廉”在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价值和意义自不待言。“鉴史”是“鉴于史”之意，也就是“以史为鉴”。

　　纵观华夏文明的发展史，可以看出，以史为鉴的历史智慧是我们这个民族在方法论上尤其擅长与强调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指出的，“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这段话正是“鉴史”的最好注脚，可以看出其在方法论上对中华民族所具有的特殊价值与意义。

　　苏东坡在《与子弟书》中教育子女说：“多读史书，为益不少。”曾国藩在其家书中也屡屡提醒子女：“学问之道，能读经史者为根柢。”这是在个人成长上强调“鉴史”的价值与意义。而大史学家司马光穷尽一生心力，编撰通史巨著，终以“资治通鉴”命名，这就是在民族的成长上强调“鉴史”的价值与意义了。既然“通鉴”的作用与目的是来“资治”，那么“鉴史”而“问廉”，就是水到渠成的历史智慧与民族智慧。

　　所以一个民族的发展，不可以没有文化自信。在运用“鉴史”的核心方法来问“廉”的核心价值时，我们又能得出哪些可以“资治”的智慧呢？

　　首先，廉政的政治土壤至关重要。通观华夏民族发展历史上的盛世，无一不与吏治清明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其次，廉政的制度设计至关重要。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是最早践行文官政治的国家之一，在廉政的制度设计上，具有独特的自律与他律融合的特点。再次，廉政的监督机制至关重要。当然，以史为鉴绝不是抱残守缺，“问廉”之“问”，其精神与价值就在于探求真理与谋求发展。

　　向民族文化与历史借智慧是为了我们今天的民族复兴与发展。我们只有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才有可能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这本身就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与真谛。所以，自“问廉”而求核心价值，自“鉴史”而握核心方法，鉴往知来，我们的廉政建设才能更进一步，乃至结出“盛世”之果。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