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物】 徐亮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眼科研究所原所长，北京同仁医院原副院长，现任科技部现代服务业总体专家组专家，中国眼微循环协会副主委，《国外医学眼科学分册》、《眼科》杂志主编。 互联网平台的建设是国内外医改的必然选择，这种新方式能提高医疗效率，有助于实现从以大医院为中心向以社区医院为中心的转变。 ●谈医疗现状 服务碎片化、医疗价格不合理仍是医改难题 移动互联技术在改变、颠覆各个传统行业，包括健康医疗行业。 新京报：您今年提交的提案涉及哪些方面？ 徐亮：我今年提交的提案是关于互联网时代促进健康医疗服务业发展的新模式。目前推进医改有诸多有利因素，其中包括：1、为了促进经济持续发展、产业转型、民生工程、拉动内需，2013年国务院相继发文，促进健康服务业、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2、移动互联技术在改变、颠覆各个传统行业，包括健康医疗行业。 新京报：除了有利因素，当前医改还面临哪些问题？ 徐亮：主要包括几个方面：1、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基层、农村医疗服务能力弱，服务碎片化，患者集中到大医院看病，造成“看病难”；2、医疗服务效率不高，医疗价格不合理，在医院的总收入中，体现技术服务价值的诊疗费小于15%，而药品、高值耗材、设备等间接成本大于70%，造成“看病贵”；3、行业信任度下降，医患纠纷、医院暴力呈上升趋势。 ●谈医疗改革 构建互联网时代的健康医疗新模式 医改应该注重系统化、信息化建设，加强整体、系统化设计。 新京报：对于互联时代医疗服务业的发展模式，您是如何构想的？ 徐亮：医改应该注重系统化、信息化建设，不能只是局部修补、单纯加强基层医院建设，而应该加强整体、系统化设计。互联网平台的建设是国内外医改的必然选择，这种新方式能提高医疗效率，有助于实现从以大医院为中心向以社区医院为中心的转变。 另外，不能只是以行政化管理强推区域医疗，而应该以运营管理的价值链理论激励各级健康医疗机构整合；不能只是以传统医疗模式构建体系，而应该以互联网时代的新模式构建高效、高质、可持续的健康医疗体系。 新京报：根据您的提案内容，远程医疗也是医疗服务新模式中的重要一环。与传统医疗模式相比，远程医疗如何保证服务标准及实现有效监测？ 徐亮：远程医疗使大医院优质资源辐射基层医院；可穿戴感应器的物联网使健康医疗服务到家庭，服务标准及质量监测是远程医疗可持续的保证。远程会诊必须有影像学检测依据，在国外有服务标准，通过远程视频让医生看病者可医保报销；缺乏影像学诊断依据只能称为远程咨询，远程咨询的可靠性低于远程会诊。 新京报：医学证据的获得是远程医疗的关键，如何保证远程医疗服务的专业性？ 徐亮：医学诊断最可靠的是影像证据，以眼科为例，凭借影像可以诊断95%以上的眼部疾病；其次为血样检测证据。这两者都是客观依据。正如大家网购会参照评价一样，互联网医疗同样如此，需相对透明，血氧、心率、血压等如果可以自行监测，完全可以实现网络会诊。三甲医院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在于，应当与基层医院建立联系，实现病人在基层医院就医，大医院专家也可会诊，将一些常见病在基层医院解决。当然，这种模式的推广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新京报：医疗模式改革，医院的管理也必将随之变化，尤其是公立医院的管理，应有哪些改善？ 徐亮：建立第三方运营公司是突破公立医院行政管理条块分割瓶颈的关键。这是公立医院改革与促进民营医院共同发展，正所谓“国有民营、民营国管”。 ●谈医患关系 应让患者了解病情并参与决策 医患不是对立的，真正好的模式应该让患者了解病情并参与决策。 新京报：南京打伤护士事件后，北医六院近期又有医生被伤，您如何看待频繁发生的医闹事件？您在之前的提案强调从制度层面改善医患关系，建议引进第三方机构，对此，已经做了哪些努力？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完善？ 徐亮：医患之间缺乏信任的关键一点是信息不对称。医患不是对立的，真正好的模式应该让患者了解病情并参与决策。这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在国外已经存在这种做法。将病情如实告知患者，医生就各种治疗措施的风险、利弊、治疗先例等与患者沟通，决策权应在患者手中，不能依靠过去的诊断方式，单纯听从医生建议。 第三方机构的咨询及赔付对于缓解医患关系有重要意义。手术之前，家属可以就手术风险等向第三方机构进行咨询，国外之所以很少发生类似事件，也跟第三方机构的存在有关。应该将医疗纠纷与医院暴力事件相区分，医疗纠纷应当有相应的解决途径，医院暴力应零容忍、依法惩处。 发展第三方咨询是比较好的方式，我也跟保险公司接洽过，希望能在手术之前设置意外险，但由于缺乏专业人员进行评估，保险公司也有后顾之忧。我们目前也在培养这方面的人才。 ●谈民营资本 不应借公益性歧视民营资本 保证公益性，重在监管，不能说民营医院就没有公益性，不应借公益性歧视民营资本。 新京报：之前就有代表呼吁民营资本进入医疗产业，包括公立医院，未来是否存在这种可能性？民营资本的进入是否会影响公立医院的公益性？ 徐亮：我们在医改过程中还存在一些条条框框上的制约。医院的公益性，需要政府主导的公立医院完成。效率、质量、公平是医改的三个目标，三者同样重要。公益性与公立医院之间并不能画等号，应更多在政策中予以体现，包括对老人、儿童及不具有支付能力的人群进行照顾等。要保证公益性，重在监管手段，并不能说民营医院就没有公益性，不应该借公益性歧视民营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