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揭开因成语"夜郎自大"而家喻户晓的夜郎古国神秘面纱，中外考古学家的脚步辗转于整个中国西南。

　　《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这一记载和司马迁其他有关夜郎的记述，被学者们普遍认为是夜郎国年代最早、可信度最强的关键性历史证据。

　　半个世纪以来，

 夜郎文明虔诚的追随者，在史书记载和考古发现的指引下，与魂牵梦绕的夜郎王进行了多次"非正式会晤"，但是，缘悭一面，至今未能目睹"庐山真面目"。

　　夜郎国，难道是司马迁遗留的千年“悬案”？

　　经过半个世纪的研究，满腔热忱的考古学家们难以面对尴尬的现实：夜郎古国神秘的面纱刚刚揭开一角，探寻之路却已山重水复。

　　学者们认为，时至今日，夜郎古国至少还存在四大谜团：夜郎中心区域在哪里？谁是夜郎的主体民族？夜郎的社会性质是什么？夜郎存在多长时间？这四大谜团困扰着学术界，使夜郎国的真面目云遮雾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白云翔说："这四大谜团实际上是夜郎之谜的集中表现。"

　　夜郎考古至今已经发掘了3批共2300余件文物，包括一批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青铜器。北京大学教授孙华认为，夜郎出土文物不够丰富，尤其缺乏对夜郎时期高等级墓葬的发掘。区域文化的确定，需要一个从定量到定性分析的过程。

　　白云翔说："由于关于夜郎的文献记载十分贫乏，而且彼此存在出入，夜郎研究的突破口就自然地寄希望于考古发掘。"

　　1996年，贵州省成立了由一副省长担任组长，省文化厅长、财政厅长担任副组长的夜郎考古领导小组。是年，领导小组邀请国内著名专家、学者，对夜郎考古的长远规划和近期目标进行了安排。不久，贵州省组建考古研究所，大力推进考古工作。

　　一系列的举措曾使夜郎考古出现了短暂的繁荣。2000年，赫章县可乐墓葬群出土了大量被专家认为极具价值的属于夜郎时期的文物，这一发现被评为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贵州夜郎考古举步维艰。